住在5元旅店的女人们

↑　　女子宿舍一角
在大家眼里，50岁的何芳还是找对象的年纪。有时觉得有对眼的，也有意撮合。
11月18日，吉林市下了一夜的雨，开始飘雪。
第二天下午，积雪没过了脚踝。何芳的饭馆打烊早，她从饭馆打包了没卖完的卤豆皮和一碟花生米，隔壁男子宿舍的刘大力拎着两瓶牛栏山白酒和三罐雪花啤酒，刘桂兰给切了两根大葱，孙二娘送了一盘烀红薯过来。几个人难得地坐在一起喝酒唠嗑。
李琴芳拿他们打趣，“刘哥没歇过两天，干活踏实，脾气也好，你们喝酒也能喝到一起，干脆在一起吧。” 刘桂兰也起哄，“何芳才50岁，正合适找个人。”
听到打趣自己，何芳和刘大力直摇头，何芳举起杯子，“刘哥是我大哥。我现在就等我儿子结婚，我再想自己的事。”
“找有啥用。”张清说，她话少，声音也小，望着床板沉默良久，从黑色塑料袋里又捻起一小撮烟草，用白色的烟纸卷起，靠着床头的梯子抽纸烟，她在床杆处绑起一个铁盒接烟灰，这是女子宿舍里唯一的“烟灰缸”。
张清也曾找了个男人，是干活时候认识的，起初他也肯干活，在工地做小工，时间长了，遇着事便脾气急躁，也会动手打人。后来，张清再不尝试给自己找个伴，“离开他就不挨打了，苦过去就拉倒了，就熬过来了。”
孙二娘起初并不看好这样的结合，担心男人骗女人的钱。但现在看李琴芳两人感情稳定，她也在改变看法，觉得两人“过得还很不错，有个伴”。
五、“有钱就交，没钱拉倒”
在这间女子宿舍，孙二娘是绝对的主心骨。
20多年前，孙二娘离了婚，从酒厂下岗后，在路口支了个烟摊，几年后在这栋楼房里买了一套两居室，打算留给18岁的儿子做婚房。看着找工作的女人越来越多，那时候附近旅店少，要住宿得走5公里远，她想着干脆开一间女子宿舍。
旅店在1996年开了起来，起初收一元住一晚上，孙二娘在十字路口吆喝，“住宿，住宿”。第一晚只来了1个人，第二晚6个，第三晚10个，很快住满了。后来宿费涨到了两元一晚，过几年涨一块钱，直到现在的5块一晚。
开了20多年旅店，她还是“抠门”得厉害。
在宿舍，什么服务都明码标价。烧一壶热水1块钱，用一次洗衣机2块钱，带锁的柜子十块钱一个月，给没有棉袄穿的工人一件旧棉衣20块钱。有时碰到有住客打包回来一些好菜，她会煮一锅米饭，“要吃的给两块饭钱”。
人一多，睡大通铺难免会产生些摩擦，吵吵闹闹是宿舍的常态。特别是夏天，宿舍里没有风扇，人挨着人更闷热。有人东西乱放，有人说些闲言碎语，争执起来谁都不愿让步。这个时候，就需要孙二娘去主持公道。“吵什么，有这时间不如自己去找活儿。”孙二娘嗓门儿亮，宿舍里会瞬间安静。
每天熄灯前，孙二娘走到高低床前，伸出手，挨个收费。一张5块钱或10块钱的纸币丢在床上，孙二娘拿起抚平。
很多人还是喜欢这个泼辣女人，孙二娘常领着宿舍一帮女人去干零活，“宿舍住满了一天也就四十来块钱，可不得多干点活。”给新盖好的大楼做清洁，二十多层楼，能干上好几天；也去水泥厂种树，大冬天给企业发传单，最少时20块钱一天，最多时一天能挣100块钱。
 

↑　　11月19日，旅店老板孙二娘在缝被褥
宿舍里不管多大年纪都跟着去。天没亮都兴冲冲起来，到地方雇主看到都是一些老太太来，不太乐意。孙二娘赶紧说，都才“五十多，干农活显老。”说了一箩筐好话，雇主才同意。
干活儿时，她把力气最弱的女人安排在自己旁边，“都不容易，能互相搭把手就搭把手。”深夜回来女人们坐床上，孙二娘挨个给大家发工资。“活多辛苦，想到晚上就能开支，没有不乐呵呵的。”
“有钱就交，没钱拉倒。”遇到几天没上工的，交不上房费的，她念叨一句，又喊，“八点半熄灯啊，早点睡觉，明天早起干活。”
有人接到中介电话，雇主临时有事，要提前去上工。她嗫嚅着问能不能退房钱。孙二娘爽快，“退你一半钱，你先去看看，不行再回来，再给我就行。”
“她比谁都心软，对我们有操不完的心。”刘桂兰记得，隔天看见有招工，孙二娘跑进来，“这个活你去不去？别嫌钱少，不干一分钱都挣不着。”
过了花甲之年，孙二娘的腰椎间盘突出和关节疼痛不再允许她接零活，她才停下来。她开始信佛，小屋里整日传出佛经的声音。
在10年前和记者聊天时，孙二娘提到自己的心愿，希望改造这个宿舍，把旧的床、褥子都换掉，墙要刷上那种淡淡的苹果绿，地上铺上光滑的瓷砖，养上几盆花——像真正的“女人的宿舍”。
这些心愿实际却难以实现。又10年过去，这间老房子的地板和墙壁变得愈加黢黑斑驳。她数着很多难处，“没有钱装修，也怕停业了有些人没地方去。”
她尝试做了一些改变。把被褥换了，附近小区的人搬家，被褥不要了都会送来宿舍，她会买来一些红色、粉色的布缝上被套。
她在窗台养上了花，向刘桂兰介绍每一盆的名字，刘桂兰记不住，瞅见其中一盆开了五朵，就介绍给其他姐妹，这叫“五朵金花”。
“把宿舍开到‘老得动不了’那一天”
虽然住在城市的中心，但事实上，这些女人从没有与这座城市真正相关。除了去打工的地点，她们几乎都待在宿舍附近，没有主动去过城里其他地方逛逛，“那有啥好看的。”
这座城市留给她们的回忆，都与打工相关。在吉林大街，她们为吉林市创建文明城市打扫过街道；吉林火车站新大厅，她们几年前做过保洁；附近最大的商场开业时她们接了“当客人”的活儿，那真是最好干的工作，进进出出就能挣钱。
2006年，吉林市电视台的记者戚小光来这间女子宿舍，拍摄了五年制作成一部纪录片，就叫“女子宿舍”。
之后，又有多家媒体来进行了报道。
孙二娘没看过纪录片视频和关于宿舍的报道，她戴上眼镜，用小手电筒照着手机上的文章，一字一句读出来，“20多个女人，像沙丁鱼一样，抹布一样的床单……哈哈”。
“那时候大家确实也很苦。”她叹气。
但这些报道还是让这间宿舍得到了关注。有好心人给她们送来旧衣服，也有人坚持送一些常用药品和馒头。
年初，刘桂兰回了老家大儿子家过年，电视上放着疫情的新闻，她隔三差五给孙二娘打电话问能不能过来宿舍。
这是二十多年来，刘桂兰和儿女相聚最长的一段时间，她说，儿女孝顺，每日炕烧得暖暖的，但她总担心给他们添麻烦。到五月份，有姐妹打电话给她，疫情控制住了，她执意回了宿舍。
刘桂兰说，她们留下来的人，大多都是因为孙二娘才选择住在这里，不知不觉把这间宿舍当成了家。“有人情味。这里没有一个地方像家，却给我们温暖的感觉，心里头都热乎。”
操劳半生的岁月还是在她们身上留下了不可逆的印记。她们几乎都带着一身的病痛走进暮年。
刘桂兰有高血压，有时会感觉心脏不舒服，她不敢去医院检查，她想着，等到年纪再大一点，就让儿子接她回家。张清走路时双腿僵直，一弯曲能明显感觉疼痛，她的腿上总是贴着几片暖贴。
不久前，宿舍里一位老姐妹被儿子接走，二十几年的打工时光被收进一个塑料袋里，就是她的全部家当。前几天，这位姐妹又回宿舍住了两晚，床铺不够长度，她得曲起腿，睡在对角线上，早上起来对刘桂兰感叹，“还是来这儿睡得更踏实。”
张清已经没有“家”可以回。离婚后，她与孩子联系少，偶尔女儿打来电话，她说，“在这儿都好”。逢年过节，张清也留在宿舍里。孙二娘吃素，她就包素饺子，一个饺子半个拳头大，得捧着吃。
“在这儿热闹，自在。”张清说，她做好了在宿舍“养老”的准备，“干一天活，活一天，没活就拉倒”。
孙二娘说，要把宿舍开到她“老得动不了”的那一天。
孙二娘的枕头边放着几个笔记本，密密麻麻记满名字和电话，有一本外壳掉了，纸张泛黄。她时不时翻一翻，看到名字时喃喃道，“她现在结婚了，过得挺好”、“她年纪很大了，要活着得有九十了。”
她很少会拨通这些电话。她说，“知道她们日子过得好就行，没必要再联系，打扰人。”
有媒体打来电话想来采访，她皱起眉头，手机举到嘴边，“没啥好拍的，现在情况都好了，都没那么苦了。”
（文中人物除孙二娘，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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