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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陇西师范散忆

作者:武玉鹏  来源:陇西县政府网站  发布/更新时间:2021-03-19 09:01:42

 


  1982年7月,我大学毕业,先由学校分到定西,再到定西人事处等待二次分派。离开兰州前,师大中文系的李鼎文老师问我:想去哪里工作?我说:最好是能到文化馆之类的单位做文字工作,退而求其次,就是到定西教育学院去当老师。他说:定西教育学院的高院长是他的同学,他写一封信引荐一下。我一到定西,就把李老师的信转呈高院长。然而,几天之后,我被告知分到陇西师范。于是,我乘班车奔陇西而来。
  陇西在哪里?是个什么样的地方?我一无所知。朋友们对我说:陇西是个好地方。是曾经设立过巩昌府的地方,甘肃省最早的省会就在陇西。还有朋友搬出陇西师范的历史给我介绍:陇西师范是一所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的学校。它的前身是始创于1871年的南安书院。清末实行新学制以后,巩昌知府祁永膺于光绪32年(1906年)在南安书院内兴办“陇西师范高等学堂”。这不但是甘肃省最早兴办的师范学校,也是最早兴办的新式学堂,比兰州大学还早办三年。1917年,甘肃省议会议定,又在南安书院原址设立省立第五师范学校。1936年更名为省立陇西师范学校。解放后,虽然学校的归属几经变更,但师范学校的性质一直沿袭下来。如今,有人因其校教泽绵长,名师云集,成果斐然,将其誉为“陇中白鹿”。这不禁令我对陇西师范产生了几分好感。
  班车翻山越岭,一路向东。在车上我又遇到了两位同去陇西师范报到的同行。一位是毕业于天水师专中文科的杨君,另一位是毕业于庆阳师专英语科的许君。他们两位都是陇西人,算是荣归故里,只有我是赴他乡谋食。
  我们在陇西县城的南门下了车。杨君的家就在县城,他去找了一辆架子车,把我们三人的铺盖、书箱及其他杂七杂八的行李运到陇西师范。
  师范在陇西的东街。从南门往北,经邮电局、钟鼓楼十字,再往东折,经过一条很长而狭窄的东街,即将出城的地方,右手便是目的地。四根竖立的水泥砖柱,上方用钢筋连接在一起。中间两根的距离比较宽,焊接在上方的两道钢筋呈拱形状,两道钢筋中间,嵌着“陇西师范”四个大字。进门,先是一个状似农家四合院的大院落,学校主要的办公区域都在这里。大门两边各有一排教职工办公室;西边主要是校长、书记、教务主任、办公室主任等领导的办公室,被大家戏称为陇西师范的“中南海”。东边的房子不多,东南角有一个小门,从这里进去是总务处的院子。南边是理、化、生实验楼。一楼中间有一个比较大的会议室,每周一次的教职工例会都在这里召开。楼前有一棵苍劲高大但树冠稀松的松树,上悬一口上课报时的大钟。不远处,还有一棵高大的核桃树。院子里,有东、西两个花圃,里边主要是果树和月季花。中间有一个矩形小花坛,东、西窄,南、北长。花坛里好像有几棵柏树,种什么花,现在记不清了。从实验楼两边的台阶走下去,才是教学和生活区,有礼堂、图书馆和阅览室、简陋的办公楼,有教室和学生宿舍,还有餐厅以及操场和家属住宅区。操场南边及西南角上,矗立着一段古老的城墙。老师们晚饭后散步,都喜欢去城墙上溜达,登高远眺,大半个陇西城以及东、南开阔的田野,还有更远的南山、仁寿山、巴巴坟都尽收眼底。
  正是暑假,学校里没有学生,老师也极少。一位姓谢的副校长接待了我们,对我们的到来表示欢迎。他一见面就问我:“是你啊!李××怎么没有来呢?”我回答他:“李××分到教育学院了。”
  给我的感觉,他们等的是姓李的,却来了一个姓武的……我原来是个替补。


  我的宿舍安排在那个简陋的办公楼上。那时候,陇西师范的老师不坐班,上课在教室,备课和批改作业就在自己的宿舍。因此,宿舍也是办公室。楼共三层,除了一楼的校医室和二楼的教务处之外,其余皆为教室的宿舍兼办公室。我住在二楼楼梯口靠南第一间。这间房子本来就比别的房间小三分之一,又在房子的东北角上缩进来一个多平米,用作整个楼房的垃圾通道。房子就显得更小一些。不过,一个人足够用了,无非就是摆放一张单人床、一套桌椅和一个书架而已。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办公室,心里还美滋滋了好长时间。唯一不尽我意的是,无论白天还是晚上,住在二三楼的老师倒垃圾,通道里产生的噪音真烦人。特别是到了冬天,住在楼上的老师都要生炉子,就一天到晚总有人往通道里倒炉灰和煤渣,通道里便一波接一波地发出“哐堂堂”的噪音。
  楼是旧楼。木制的窗框和窗扇不够结实,加之长期的日晒雨淋,已经开始朽败。初冬的一日,我早晨起来开窗通气,不料右边的窗扇随即挣脱窗框上的螺钉掉下楼去,窗棂上的玻璃全部摔得粉碎。我把那扇摔坏了的窗扇从楼下捡上来,找了两枚铁钉,重新钉在窗框上。窗扇上缺了玻璃,窗外的风从窗口吹进来,毫无遮挡。特别是晚上睡觉,冷风嗖嗖地从窗口灌进来,冻的不行。我几次找总务处的保管员,请他找人修窗,可他总是拖,一直也未见有人来修窗。我只好想了一个零时补救的办法,把挂在书架上遮灰挡尘的一块纱布用图钉压在窗扇上挡风,虽然起不了多大作用,但总是聊胜于无。当初自己确实也是太笨了,就没有想到找两张报纸糊在窗子上,或者买几尺布当作窗帘挂起来,效果会更好一些。
  天气越来越冷,刮南风的时候,冷风就从纱布的细缝里穿进来;下雪的时候,雪也从纱布的网眼里挤进来,落在床头和地上。我被冻感冒了。有位同住在一层楼上的老师给我支招,让我晚上从楼道两头的窗子上偷卸几块玻璃给自己装上得了。这一招果然管用。我从走廊北头的窗子上卸下两块玻璃安在自己的窗子上,从此免了许多寒冷。


  我和杨君成了语文教研室的新成员。当时语文教研室共九位老师,其中五位是老教师,还有两位是刚从庆阳师专毕业,先我和杨君一年来的。教研室主任姓胡,是位女的,西安人,西北师大(原甘肃师大)60年代初毕业。她的爱人是师范教务处主任。
  我的课是教82级一、二两个班的《文选和写作》及《语文基础知识》,每周14节。82级学生是和我同一年进校的,在课堂上,我是新老师,他们是新学生,在课下,我们很快成了好朋友。
  陇西师范有个传统,凡是新到的老师上岗之后,都要由教研室组织听一次课,其余老师课后评议和指导,帮助其提高教学能力。我的公开课教《语文基础知识》第一册第一章中的一节,内容是“语音的物理性质”(好像叫这个题目,记不太准确了)。我反复钻研了教材内容。为增加教学容量,还找来黄伯荣主编的《现代汉语》和罗常培等人编著的《普通语音学刚要》参考备课。直到写出自己满意的教案,才邀请大家听课。课堂上,我围绕着语音在物理方面的四种要素做了全面深入地解说,自认为内容充实,条理清楚。但是,老师们听了我的课后似乎并不满意,尤其是心直口快的胡老师直截了当地说:“对师范生用不着讲那么多理论。如果这样给学生教语文基础知识,我相信他们什么也学不到。”
  “什么也学不到。”这个评语够重了!可我当时似乎自信满满,并不在意这样的负面评价。我觉得,给学生多讲点东西并没有错。然而,当我后来逐渐有了一些教学经验的时候,我才越来越感到胡老师的评价很有道理。这也可能是我后来比较重视选择和处理教材,努力钻研教学方法的诱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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