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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源老革命陇右地下斗争回忆
作者：原作 王运昌 整理 王 杰 来源：陇西党建网
发布/更新时间：2020-09-15 17:08:23
二、兵运工作历程
1.被捕入监，营救出狱
我到兰州后，住进西关小店，打听韩练城，但已经失踪了。组织介绍的线索断了，只好找任谦的友人。任谦已经跑了（去边区），他们不认我。同组织断了联系，本乡又不能回，孤身无援，生活无着。此时正值国民党扩军成立保三团，我就持在保五团任分队长的任令报了名，但查出我从保五团在逃的通缉令而被捕，押在兰州贡元巷监狱。此监狱属国民党甘肃保安司令部管。1949年元月，我住的监房关进两个交通银行的人，当即带上脚镣。过了两天，我问其中一个叫李芳荣的因什么被押？李说：“共党嫌疑”。我说：“头脑放清醒，只是嫌疑，把保安司令部看渺小些，就不怕了。法堂上不该说的话，宁死不说。”有交通银行营救，他两个关押时间不长就释放了。李芳荣临走时：“老王，多亏你提醒我。”他出去以后，拿着馍、香烟来看我，说：“如果放你要保人，就给我捎信，我保你。住处我给你准备好了。”不久，我住的监房又关进了国民党少校团副张保卿。张是渭源县人，过去认识。闲谈中，张说：要找个线索找不到，听说你就是。”我问：“什么线索？”张答：“共产党”。我说：“我不是。你如果在这里说我是共产党，我就说你是共产党，要发展我，要你先死。”他说：“绝对保密。”我说：“等出去以后，共同找线索，但毫无把握。”(1949年10月，我在革命大学学习时遇见他。他说他是我介绍的党员，组织承认，派他到工作团工作。我知道此事后，给当时省委组织部长高健君如实汇报：张不是党员）。
1949年2月，周样初调任国民党甘肃保安副司令兼师管区司令。我以表弟名义给周写了一封信。说：现职军人在逃，罪总不至枪毙。但监狱一天只给四两糜面散饭，吃不饱，就是不枪毙，也会饿死。你赶快把我放了！我父亲借了些钱，从老家赶到兰州来监狱看我，错过了探监时间，又等了一个星期才见上我。我父亲拿的钱本来就少，又住了一星期，只给我买了两个锅盔，又叫三道岗哨的哨兵一人掰了一大块子，到我手里只有半个了。我父亲说：他以姨夫身份找见了周祥初，周答应到职后设法放。我父亲把半个锅盔给我，哭着回去了。一天，自首犯、犯人伙委李兴初对我说：“刚才保安司令部来电话，命令叫放你，你准备出去。”紧接着监狱正式通知放我，派了两个兵把我送到保安司令部军法处。军法官拿出档案说：“周司令头一天到职，第二天就下了放你的命令。你看，我们早就报了要放你，主席（指省政府主席郭寄桥）不让放。”我翻看档案，确有监狱要求放我的报告和郭寄桥“不可，严办”的亲批。
军法官又讨好地说：“昨天周司令又说了，我们当时报上去，今天批下来，立即放你，多一个钟头都不押。”他命送我来的两个兵，跟我出去找保人。国民党的这道手续是抓钱的，他们已经知道我是周司令的表弟，也知道我没钱可给，没有打算要钱。我在去找狱友李芳荣过程中，在双城门内碰见了跟过任谦的任璋和王学成，我叫住他俩，说了入狱和找保释放的事。他们说：任竞成已到兰州，准备当营长，现在住青年会馆。我们即去找见任竞成，说明了情况。任竞成着任璋和王学成以连长身份保我。他们对保后我被放了（文化大革命中，军管会说我是共产党员，被抓进监狱没有死又出来，肯定就是叛徒，以“叛徒”被“群众专政”了两年多）。
2.从事兵运
出狱后，我就在青年会馆和任竞成住在一起。第三天，在青年会馆东边一小院碰见一个戴礼帽、墨镜、口罩，穿呢子大衣的人。在转弯的没人处，他先问我：“哪天出来的？”我从声音听出是牙含章。说：“前天出来的。”他指着东南角一小房子说：“今晚八点，到这搭来谈谈。”“晚上我准时去，他一个人坐着。他说：“受苦了，这次很危险，出来就好。给家里去信了没有？把老人急坏了”我说：“还没有。”他给了我两元八角金圆券，要我先给家里去个信，理个发（监狱规定在押犯不准理发）。我说：“在兰州知道我的人多，不好工作，派我到河西去做点工作。”他说：“河西马匪控制的很严，咱们去了两个同志几年了，不能工作，停停待着呢。你是哪里不要去，就在任竞成一块，等着解放军来，咱们就要干呢，不然干的时候找不到你。”我说：“刚过江，什么时候能来？”他说：“四五月就来了。”我说：“就要等到八九月了。”他说：“不管迟早，你就在任竞成一块。”遵此，我就继续住在任竞成的营里。为掩护方便，任竞成给我安排了个排长。三月，任竞成的部队开到陇西，准备征兵。在陇西，我认识了甘南民变的一路司令、当时在国民党部队当连长的王国栋，还找见了1939年就认识的朋友蒲万样（地下党员）。三月终，任竞成要我去渭源招自愿兵。我在渭源找见了甘南民变中当过营连长的邓华、祁风鸣等八九个人，说：“今天为甘南民变牺牲同志报仇，求解放的时候到了，我是排长，你们来当班长，不是为当官，是为牺牲者报仇，为迎接解放，你们跟我走。”他们完全同意。另外招了十几个青年，返回了现在陇西。邓华等人是这批人当中的骨干。
4月，我们得知国民党刘满天、黄宗勋的两个军开赴西安，他们的武器很好。我找蒲万祥商量，到鸭儿峡下他们运输队的枪。蒲万样说：“没组织指示，不能动。”我说：“送上门的礼物不收，对不起。”蒲万祥说：“人家（指敌团长李耀祖，此人很反动）不同意。”我就和邓华、蔡林等地下党员们商定，单独秘密准备，地下党员去各连组织骨干；下枪回来后，先在陇西北关的大麻地里隐蔽好，通知我，我的人以打野名义出来，给他们带上军衣，接他们归队。刚准备好，蒲万祥又来找我，说也同意干。我们取消了原商定的计划，找王国栋说了下枪计划，他同意。我们商定：我、蒲万祥和王国栋各带一个组，共二十几个人。我的组有三支手枪，我的二十发手枪只有十发子弹。蒲万祥组有20发手枪一支，王国栋组有三把盒子枪一支，子弹不多。都改装为学生、打短工的和担贩。这时，何子俊又带十几个人、三支枪来和我们汇合，增强了战斗力。我们提前赶到鸭儿峡后分散埋伏在公路两边，等敌人的运输队。第二天上午约十点钟，敌人的运输队果然来了。全是群众的马车，装着枪支弹药。押送的人不多，带队的是一个中校。我们冲上去把他绑了，一个尉官跑了。我们尽量背了弹药，把那个中校教训了一顿释放了，撤到几十里外的山上，在一个农民家里买了些牛料（磨半碎的大豆）煮上，和了些酸莱，吃了顿饭。我们枪多了，弹药充足，就商量再到天水关子镇打它一下。两天两夜赶到武山附近的一座山上，派人去联络在国民党部队当营长的地下党员赵希武。赵派人送来情报说：敌人派了两个团围剿我们来了。我们即往陇西回撤。三天两夜，走到陇西附近的山上。离开几天失去了联系，情况不明，不敢贸然进城。等到夜间，我带两个人从城墙趴进去，先打探。探明情况无变化，就一面通知蒲万祥和王国栋，一面给何子俊安排了休息的地方。我们在陇西鸭儿峡伏击敌军的运输队，是没有上级组织指示的自主行动，夺了些武器，补充了我们的不足。
4月终，蒲发荣找我，说：“云山（毛得功化名）叫你去。”夜间，我赶到离城十里左右北山一家人家见到毛得功，汇报“王国栋的连、任璋的连和我所在的三个连已经准备好了，可以拉出来。”他问：“有多少人，多少枪弹，多少军衣？”我说：“一百多人，枪弹我们下了些敌人的，够用，军衣很多。”他给了我一张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一本《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党的正式文件）。他说：“很好，我先去天水，等我回来就干。”五月初，还没等他回来，部队接到命令开往漳县。这时，周祥初任命任竞成为补三团团长。我们准备任竞成走后，就拉出已经联络好的这三个连。任琳给团长李耀祖说：任竞成走了，王运昌就会把三个连拉走，所以李耀祖不让任竞成走了。我们依情况估计，我们把部队拉出去，任竞成确实会有危险，只好随部队行动，到了离陇西60华里的杨家山宿营。任璋等三个连的地下党联络人来问：“咋办？”我说：“一是没联系上组织，没指示，二是任竞成没走，我们拉出去他有危险，三是部队多的是新兵，没有战斗力，不能盲动。”部队开到漳县盐井镇住下后，任竞成赴任去了，任琳接了任竞成营长职务。这时，我处境困难，李耀祖派他的机枪连驻在我所在连周围监视。我们几个地下党员和联络好的骨干，枪不离手，随时准备战斗。任琳找我，说：有一个保安中队正往岷县开（这个中队长我认识），要我去收编过来。我一问，才知道这个保安中队开过去已经三天了，明白这是他对我不放心，马上就要解放又不敢杀，打发我走的办法，就接受了。回连后，我对蔡林等骨干说：“我马上走，不回来了。你们能带枪就带上，不能带就人跑出来，不要跟他们去。”即离开了。我怕任琳派人在路上暗杀，没有走大路，从山边赶到山岔，找见任竞成，说明情况后住他的团部。任竞成任安排我做团部连的连长（文化大革命中，先以“叛徒”把我“专政”起来后来，调查的人回来说，牙含章证明：王运昌是他指定的支部书记，认识的地下党员很多，王运昌在押期间，我们的同志没有受损失，王运昌不会叛变。“叛徒”被否定后，军管会根据我当过团部连连长，用中央发布的“公安六条”套，我符合“连长”标准，把我的罪名换成了“历史反革命”。虽然我再三说明，我是党派去的，连长是掩护身份。但还是被继续“群众专政”，完全失去自由好几年才从“牛棚”里“解放”出来。解放后，我一直做监狱的领导工作。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却演出了地下党员因为被党派到国民党部队做地下工作担任连长而长期蒙冤，共产党的监狱长关进“牛棚”“专政”的悲剧。）
三、参与周祥初部起义
1949年6月初，周祥初率保安处、师管区两机关并带储备物资，从兰州开往岷县，途经山岔，我去见他。周要我先去把渭源、陇西、会川三县自卫队收起来，防止这些武装扰乱地方，安排组织迎接解放。事后速到岷县。周交他给此三县写的命令。同时，我接到陇右工委要我们先把任竞成这个团拉出来的指示。我和任竞成商定，借回返机会，我先去找陇右工委取得联系，请求进一步的指示，他随后把这个团带到渭源县莲峰镇等候。我到渭源锹峪川后，知道夏尚忠（渭源人，陇右工委游击队的司令）刚下了国民党部队一个营的枪，驻在此地，就去找他。哨兵报告后，夏派人把我接进去。第二天，夏带我见了工委领导王建中（陈致中[10]化名），向他汇报了情况。王建中问我：“该团有无作战力，”我说：“没有。”他指示：“那就在莲峰住下，等解放军来了整编。我要他给任竞成写了指示，即返回莲峰镇。我返回莲峰镇后得知，任竞成在他手下三个营长要求下，把队伍带到离莲峰镇三十余华里古子平（山沟）。我顾不上休息，急忙赶到古子平。任竞成和他手下的三个营长正在开会。三个营长对我摆出战斗姿势。我生气的问：“你们为什么把队伍带到这里来？”一个营长说：“不带到这里来，解放军来就把咱们冲化了。”我说：“解放军嫌咱可怜着不打，解放军把这个有什么打头呢？”另一个营长说：“就是解放军不打，游击队就把我们吃掉了。”我说：“只要你们听话，游击队冲击的事，我可以负责。”又一个营长指着我说：“老兄，你给咱们把外交办好，不然咱们会吃亏。”我说：“只要听话就不吃亏。”会散后，任竞成对我说：“我愿意起义，三个营长不同意，咋办？”我说：“你召集三个营长单独开会，对他们讲明，起义原官保留，不起义性命难保。”后经讲明利害，两个营长同意起义，姓何的营长还是不同意起义。我叫任竞成把何营长关起来，命令他的营缴枪。任竞成正在考虑中，解放军一兵团四师先头部队已经到了莲峰镇，派人送来联络信。任竞成和蒲玉即去四师联系。经过两头来往联络，将该团仍带回峰镇，归于四师改编了（文化大革命中，批判我的时候，硬说我给革命队伍埋下了一大堆“定时炸弹”）。
任竞成这个团原有地下党员任琳、任璋，我在这个团又发展的地下党员是马福祥、常维范、石国珍、龚龙俊，还有一个我记不起来了，这位同志为人民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但我记不起他的名字了，实在很对不起这位同志。现在能记得起的，只有这几个。
我们办完渭源、陇西、会川三县的事情后，到了岷县。周祥初按照解放军四师任辰参谋长的指示，召集军长王治岐、鲁大昌等开会。会上，周祥初说：“现在大势已去，我意见咱们组织起义。”王治岐说：“你起你的义，我下余一卒一枪要和他（指解放军）干到底！”鲁大昌说：“1936年我用老毛瑟都把他（指长征时期的红军）打跑了。现在你（指周）这样多的人和枪，起的什么义？稀松！”会就这样散了。会后，王治岐带一个卫士排逃武都去了。我们和周祥初商议，提议：1.周祥初自任西北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以此名义为收容国民党残余军队；2.根据实际悄况，采取凡来降者，军官官升一级的办法（如陈书波是原国民党正规军团长，周将陈升为师长)。周说：“我们现在收容的部队，有正规军，有保安团，有自卫队等，情况特别复杂。‘解放’两个字暂不适宜。”他决定将我们提议中的西北人民解放军，改为西北人民自卫军。他以中央委派的名义任总司令，加夜印了一批布告各处张贴。此时兰州刚解放，周立即要我和任竞成到兰州，联系西北局派任谦或韩连城赴岷县协助他组织起义。
我们行至临洮，碰见西北局派赴岷县协助周祥初起义的任谦和西北局的几个同志，就又随任谦返回岷县。任谦分配我的任务是，接待处理甘肃找他的人。在岷县组织周祥初部起义，上至任谦，下至我们，都单独进行工作。任谦、西北局交际处副处长吴仙乔、政治部副主任李天成，他们做周部师一级军官的工作。我分工做保五团中队长文蔚起、吕希坤的工作。中心是通过他们，首先阻止高攀贵化整为零，继续与人民为敌的阴谋活动。我们直接与高攀贵谈判起义。高态度相当圆滑，以不表态的办法，拖延时间。经我们先后谈了三次，他方表示听任谦和周样初的话，同意起义。
经两个多月的曲折工作，起义大局已定，但仍然存在不统一的问题。如陈建波时刻准备逃跑，保三团高攀贵等化整为零逃跑。此间，解放军警四团和62军部开来岷县。周祥初在任谦、62军协助和警四团的有力配合下，于9月组织开了大会，通电起义。
起义大会后的第三天，周部一个师的部分人，图谋暴乱。我发现后即报告任谦。任和周立刻叫来该师师长，严令该师部队不准暴动。正当任、周和该师长在房里谈话的时候，外面已有几处吹着冲锋号，机枪架到了房上，暴动架势已摆好了。我立即找到事前已经和我取得联系，驻防岷县西城的吕营长（我介绍人党的地下党员，名字不记得了），我说：“你是共产党党员吗？你今天把枪架起来准备打谁？周祥初是起义的部队！”吕问我：“那怎么办？”我说：“先把你部队撤下来，枪口倒转过去打他们，保护周祥初起义。”他立刻按我的意见去办了。暴动的架势也散了。
周的起义部队，由任谦与62军黄副军长进行整编，交62军指挥。对整编下来的原国民党军官用参观团名义分批输送兰州集训。
这段任务结束后我由中共甘肃省委介绍，进人革命大学学习。
注释：
[1]毛得功，甘肃渭源县人，中共地下党陇右工委负责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担任甘肃定西专员等职务。
[2]牙含章，中共地下党陇右工委负责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担任甘肃临夏专员、省政府副秘书长、中央民族研究所长等职。
[3]任谦(1906～1985)字粟栽，1906年10月出生在渭源县庆坪乡。早年追求革命，曾在冯玉祥部、鲁大昌部任营长、副团长。1940年8月，任谦借国民党军政部令兰州师管区召募“抗日志愿兵”之机，从渭源、漳县召募志愿兵2000多名，编为“甘肃志愿兵团”，任为团长。1942年10月4日，利用“关羽圣诞”之日，以帮会名义组建“后续中华山民主堂”，提出“团结御侮，共同对敌”的口号。1948年4月，经张可夫、葛曼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初，因叛徒出卖被迫撤入边区，1949年2月增补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兰州市军管会副主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民政部副部长、陕西民政厅长、陕西省副省长、甘肃省副省长、政协陕西省副主席，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一、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甘肃省常委，民盟西北总支部委员，甘肃省副主任委员等。1985年6月19日逝世，终年79岁。
[4]萧焕章，中共地下党陇右工委负责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天水军分区司令员。
[5]吴建威，中共地下党陇右工委负责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任甘肃省商业厅保卫处长、甘肃省农业生产资料公司党委书记。
[6]时任渭源县长。
[7]杨友伯，中共地下党陇右工委负责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担任甘南军分区司令员。
[8]高健君，中共地下党陇右工委负责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担任甘肃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等职。
[9]周祥初(1896～1974)，名玉麒，字祥初，渭源县人。1922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25年起在国民军任旅、师参谋长，参加北伐战争。后任陈诚18军任军部参议、52师参谋长、43师旅长、副师长、师长。1938年任第20集团军87军中将军长，率部参加长沙保卫战。后经章伯钧、杨子恒介绍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抗战胜利后，回甘肃闲居。1947年任甘肃省第二区(平凉)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与时任平凉保安副司令的任谦默契配合，协助并掩护中共在这一地区的活动），1948年6月，掩护任谦进入陕甘宁边区。1949年初调任甘肃省保安副司令兼师管区司令。7月，率部队和存储全部物资撤向岷县。同时联络173师师长陈叔钵、甘肃保5团团长高攀桂等集结岷县，成立“甘肃省自卫军总司令部”，周自任为总司令，邀保安司令黄正清和洮岷路保安司令杨复兴共商起义事宜。随后在一野总部委派任谦协助下，于9月15日，领衔通电起义，受到彭德怀司令员的嘉奖，并批准将国民党岷洮地区部队6000余人，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独立第一军，由周祥初任军长兼2师师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甘肃省人民政府委员，甘肃省军区副司令员、民盟甘肃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政协甘肃省第一、二、三届副主席及甘肃省人大代表、全国政协第二、三届委员。l974年8月16日在兰州病逝。终年78岁。
[10]陈致中，中共地下党陇右工委负责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共武都地委书记等职。
整理后记
一、文稿来源
家父生前写就回忆地下党时期的文稿两篇，一篇是一个细提纲式约4000字的回忆。正文后附有五条补充，用的是“酒泉电机厂革命委员会稿纸”。另一篇家父为渭源县党史办征集党史资料所写的有17000多字的回忆文稿，文稿是用“中共酒泉县委稿纸”写的（我于1983年由中共酒泉县委调甘肃省委党校），此文稿由我用红色圈珠笔作了些须修改后，送渭源县党史办。渭源县党史办给我寄回文稿复信落款的时间是“1984.6.1”。由此判断，此文稿写成于1982～1983年期间。
二、整理原则
本人任省地方志次官七年，懂得尊重史料真实的重要性，恪守职业道德，在整理中只合并同类项，将原文的补充分别加入相关部分，并就个别错别字和标点做了自以为是的改动。其他一如原稿，绝不敢妄改。
将家父留下的文稿整理出来，使尘封的史实告白于天下，不唯了我个人夙愿，更是对先烈的慰籍！
我在整理家父生前文稿过程中发现，党的地下斗争时刻攸关性命，正如家父生前所说“头在手里提着呢！”绝不像电影和电视剧中那样轻松、那样浪漫。
※王运昌（1917-1987）甘肃渭源人，1946年加入中共甘肃地下党、任支部书记，建国后长期担任监狱领导。
※王杰（1948-）王运昌之子，原甘肃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现任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授。
来源：定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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