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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源老革命陇右地下斗争回忆

作者:原作 王运昌 整理 王 杰  来源:陇西党建网  发布/更新时间:2020-09-15 17:08:23

我在地下党时期经历的人和事,经常活生生的浮现在眼前,想利用离休后闲暇的时间写出来。因为当时我个人在党内地位和身份低,活动范围有限,加之与我相熟的多数人在各个时期牺牲了,对于一些情况无法印证,只能就我亲历了解的情况作一回忆。

一、渭源县庆坪党支部的建立
我出身于渭源县庆坪乡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目睹身受恶霸劣绅欺压百姓和穷苦老百姓含辛茹苦不得温饱的景况。1936年,红军长征驻留渭源期间,建立人民政权,恶霸劣绅吓得屁滚尿流,广大受苦人舒心吐气,虽然时间很短,但成为了启发当地革命思想的重要来源,对这一带后来的甘南农民起义产生了很大影响,也为地下党在这里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当地不少人以帮会等形式密谋联络反抗国民党政府,我也是积极和比较有影响的成员。其间结识的不少朋友除在甘南农民起义中牺牲的外,如毛得功[1]、杨友伯、吴健威、蒲万祥等,后来都成了甘南农民起义军各路司令或重要的领导人。起义失败后,他们有的去了陕北解放区,有的改名隐蔽,后来大都参加了地下党。
1.营救党的联络人李俊
1945年2月,与我相熟的同乡、地下党员李俊,和中共陇右工委的康明德(牙含章[2]化名)等几个人,来庆坪找我和任安。因失去联系多年,事前我不知道他们要来,不在家。他们先到任安家的山上,派李俊和另一个人去找任安。留在山上的牙含章等,被任三爷(任安的三叔父,是当地有势力的豪绅)误认为是来抢他的土匪,就开枪打散了。牙含章等撤出后与李俊失去了联系。李俊和那个同志在我家住了一夜,第二天就走了。及我知道赶回家的时候,情况已经严重了,自卫兵、乡丁、甲长守在我家门周围监视,乡间纷纷议论,说李俊等是来抢任三爷的土匪。我估计他们可能会去会川(离我家40里)任权(是我二舅任谦[3]的五弟)家,急忙赶到会川,但他们没有去。我从会川返回刚进家门,李俊紧跟着进来了。我问李俊:“你们干什么来了?”李答:“一是发展你入党,二是设法搞些活动经费。”我说:“既然这样,你先应该一个人来,咱们商量好。再来的时候不能突然来这么多人,以免惹起人家注意。现在情况紧张,人家说你是我叫来抢任三爷的土匪,自卫兵、乡丁守在我家门口监视,你看怎么办?”我意思是让他赶快离开。李俊问:“谁说的?”我答:“任三爷。”李俊说:“那是他说的,我一无卷,二无案,他告到哪里,我跟到哪里。”我见他态度很硬,不好再说他赶快离开的话。问他:“李云山(毛得功化名)、罗汉卿(肖焕章[4]化名)和伟卓生(吴建威[5]化名)他们现在哪里?”李说:“他们有任谦的掩护,在平凉一带从事秘密活动。”由此,我知道了失去联系多年的生死朋友的所在。当天,李俊住在我家了。第二天,李去临洮,途径离我家五里的庆坪街时,被庆坪乡的自卫兵盘查、扣捕起来了。
我知道后,即去找自卫队长刘登甲质问:“为什么抓李俊?”刘反问:“李俊你认识吗?”我说:“当然认识,是朋友,昨夜就住在我家。”刘说:“我们看他形迹可疑才抓的。”我问: “有何证据?”刘说:“没证据,只从身上搜出金圆券两元、香烟一包。”我问:“这些犯法了吗?”刘说:“没有。”我说:“一不犯法,二没证据,那你把李俊放了!”刘支吾说:“抓李俊不是我的主意,是任三爷指使的。已经派人请任三爷去了,等来了再商量。”任三爷是乡民政主席,任谦的远方兄弟,算起来是我不远的舅舅。不过,我们贫富悬殊,是不同阶级的人,对立得很厉害。我说:“你能抓,就能放,还商量什么?”刘说:“要放,你作保。”我问:“如何保?”刘说:“你负责保证临洮、会川、漳县、渭源、陇西等县被抢者没有李俊的脚手。”我反驳说:“这是你的圈套,把李俊抓了,还想套着抓我。你们兵权在手,可以给被抢者做工作,昧着良心,一口咬定李俊就是抢他们的土匪,这样不就把我和李俊陷在圈套里了吗,我不上你这圈套!”我和刘各怒而罢。
我担心李俊能否顶得住,就买了一包烟到乡政府去看他,在刘登甲的监视下和李见了面。我说:“你不要怕丢人,身上又没带任何违禁的东西,你就是要到平凉去找任谦(当时任国民党平凉保安副司令),没路费,找我借钱。我叫你等上几天,我给你凑,你为什么突然就走了?”暗示统一申辩的理由和口径,刘制止了我们谈话。从乡政府出来后,回想李俊惊慌的表现,很不放心,又回头去看。刘登甲正在伙房和李俊谈话,李说刘记。见我进去,他们停止了谈话。到我第三次去看李俊的时候,任三爷已经来了,正在和副乡长任世雄、刘登甲等人开会,见我往他们跟前走,任三爷先站起来叫其他人说:“走,咱们走别处走!”我出了乡政府,在街头无人处苦想怎么办?这时,一个军人从乡政府出来,走到我面前说:“积三(我的别名),李俊的事你不要管,一管就把你套进去了。现在人家都说李俊是土匪,你是窝主,李俊是你叫来抢任三爷的。”我说:“我没能力管,李俊不是土匪,我不是窝主,我没叫李俊来抢任三爷,这实在是冤枉!”正说话间,从乡政府走出来两个乡丁,他指着说:“你看,那就是送报告的。”我们结束了谈话。当时我怀疑他是反侦察的,后来了解到,此人是县政府军事科科员,叫王孟侯。以后再没见过。
当天下午,任三爷叫我同去庆坪。途中,任问我:“李俊究竟是什么人?”我说:“不是土匪,要去找我二舅舅,没路费,来借路费的,决不是抢你来的。”任问我:“你说把李俊怎么办呢,”我说:“你把李俊放了,就完事了。”他又问:“怎么放?”我说:“你是乡民政主席,你只说李俊不是坏人,放了就对了。”他不同意。我又说:“李俊确实不是土匪,假如是土匪,你能抓几个?”他说;“我知道,贼抓不完。李俊是不是共产党?如果是共产党,没路费,我就给些。”我说:“不知道。”说话间我们走进了庆坪街上王应科的铺子。这天天黑时,任安听到后赶来了。任安和我去找副乡长任世雄。任世雄在任谦部下当过排长,又是任安一个任家。我们利用这层关系说情,说明李俊确实不是土匪,要去找任谦,来借路费的,要他放人。任世雄态度很坚决,不同意。我们两个回到王应科的铺子,和任三爷、王应科整一夜没睡,反复向任三爷求情,要他说一句放李俊的话,他左右支吾,始终不脱口。
第二天,刘登甲带乡自卫兵一个排,押送李俊去了渭源县。渭源县政府准备动刑拷问李俊。时任县自卫总队副总队长的任竞成对县长康耀说:“李俊是任谦的人,不能拷!任谦和我是兄弟,我去电报问一下,如果脱离了关系,任你们所为,否则不能拷!”这样,李俊免除了大刑之苦。我认识的康耀[6]的李彦给我说:“县参议会决定,要康县长把你和李俊都枪毙了,康县长说这两个人无案无卷,不能那样做;如要做,先拿证据来,报上级批准了再做。”他们找不到证据,事情就搁下了。
康耀往临洮送家属路过庆坪,派人把我叫到庆坪街上尕李的店里,任三爷、副乡长任世雄、刘登甲等绅士都在场,摆出会审的架势。康耀盘问了我一个小时左右,我还是说给任三爷他们说过的那些话。康最后说:“我就是为这事来问你,你以后要小心,坏人不要来往,来往要吃亏。”说完就让我回去了。康耀没有抓我,把任三爷他们气坏了。
我和任竞成是远方甥舅关系,过去互相没有交往。李俊被抓后,任专程来家找我,我怀疑他是侦察的。他见面就说:“县政府对你很重视,说你有***阴谋,李俊是你叫来抢任三爷的。任琳、宋占元昨天到我家,也说同样的话,我给骂了一顿。”我说了没有阴谋***,没有叫李俊等。任说:“你不要怕,要抓你,就要开会研究,我就先知道了,我通知你跑。”我说:“我不怕,也不跑。”我和任竞成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不几天,周围的许多人都议论,“任三爷歹毒的很,个人的外甥往死里害呢!”又从临洮传来消息,说李俊的女人要找任三爷讲理,如果任三爷不讲理,她就要死在(自杀)任三爷家。任三爷得知这个消息后,对别人说:“女人难缠,李俊的女人要真的闹来了咋办呢!”他害怕了,给渭源县政府的压力减轻了。李俊从渭源县转押到临洮,在临洮被释放了。
1949年解放初,我们在临洮见面了(后来听说三反中因贪污被判刑,在劳改中死亡)。
解放后,我和毛得功说起此事,毛给我说:当时为救李俊,陇右工委给渭源县长康耀写了一封信,说:我们迟早要解放西北,康耀你是甘肃人,老老实实当你的县长,不要妨害我们,解放了可以留你性命;否则你跑不了。给任三爷传李俊女人要找他讲理的话,也是组织上有意安排的。我才知道在营救李俊过程中,党组织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2.渭源县庆坪党支部的建立
我从多年来密谋反抗多次失败,靠个人关系千方百计营救李俊无果的教训中,深刻认识到靠感情、靠个人密谋,不但革命断无成就,而且有生命危险,搞革命非得有党的领导不可。我从李俊处得到吴建威、毛得功、肖焕章他们在平凉的消息,决定去平凉找他们,介绍我到解放区去。他们都是任谦的旧部下,我们是1934年前在任谦手下当兵时认识的,以后逐渐熟悉,相互信任。特别是吴建威,1938年我们同吃同住半年多,更加信任。我知道他与共产党有密切关系,是否共产党员,我不知道。但当时我存在他们为共产党做事,就是共产党员的幼稚思想。我想找党,到解放区去,是有思想基础的。多年来,我以参与帮会等形式密谋联络反抗国民党政府的活动。1939年,在兰州洪恩街吉祥小店,经殷世雄介绍认识了杨友柏。[7]殷给我讲了解放区搞土改的情况,后来蒲万祥也给我讲了共产党领导抗日的事,印象很深,就想找共产党。但当时找党很难,好不容易找个线索又断了,先后反复过多次。
1947年6月,我在平凉法院街找到了吴建威,他以开经营香烟杂货小铺为掩护,保持和任谦等方面的联络,小铺实际是地下党的联络点。我住下后,吴问我来的目的。我说要求他介绍我到陕北去找共产党加人党。直到这时候,我才知道加入共产党很严格,要经过长期考察和严格审查,要办手续。吴说:“对你,我们早有考察,你来了正好,我给你介绍一个甘肃共产党最大的负责人。”第二天,吴引着一个身穿布衣,脚穿麻鞋,手里提着草帽的人来小铺子,介绍说:“这是任谦的外甥娃,庆坪的帮会头子,走的穷人路线,常和地主作对着呢,现在要到边区找党去。”来人说:“那很好,我们现在正需要这种人。” 吴到门外放哨去了,我们两人谈话。我问:“贵姓。”他答:“方林(当时高健君[8]的化名),地方的方,林木的林。”他知道我的目的后说:“对你,我们已经考察很长时间了,情况早有了解。你要求加入地下党,我们欢迎。不过,你不要去边区,去了也就派回来了。敌人封锁线上严的很,来往危险大。这里很需要人,老伟介绍你入党,候补期半年。入党后赶快回庆坪去建立党组织,那地方很需要党组织接待来往的同志。”再没有办其他任何手续,由吴介绍,高健君批准,我就入党了。方林交代任务:一是物色发展对象,一定是要经过残酷斗争证明被捕宁死不屈的坚硬分子,重点放在甘南起义失败后尚存的坚强人员中,这些人和国民党有血海深仇;二是单线领导、纵向联系,不发生横的联系;三是慎重隐蔽,积极开展工作。方硬给了十八元金圆券的零用钱,说走的路费他另给。我说:“不要了。”问:“我回去以后,在哪里找你,怕几年又找不到组织。”他说:“我派人找你。”后来我走的时候,方硬给了我九块银圆。我用这钱背了些布,其中的两块用作了家计(解放后审干和文化大革命中我都作了交代)。
我入党后,没马上回渭源。据我所知,任谦密谋反对国民党政府由来己久,办过“自愿兵团”,以组织帮会名义开过“后续中华山堂”,在陇右地区很有影响。他利用平凉保安副司令职务的方便,掩护了地下党的许多人,这时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注意。方林给我说:“任谦是掩护我们的大树,宁损千员将,不折一个帅,要保护好任谦。你和任谦是舅舅外甥关系,往来联系方便。”按照方的安排,我在平凉和吴建威住在一起。一月后,吴去边区(当时没有给我说),我留下照看他的铺子。国民党省政府下令调任谦去省,任谦和平凉专员周祥初(周的继母是任谦的四妹,周和任谦是甥舅关系,和我是表兄弟)商量后,向省政府谎报说华亭县闹学潮,任谦处理学潮去了,不能脱身。不久,国民党省政府又来了第二道调令,周当即谎报任谦已去西海固巡视。任谦决定借到西海固巡视名义,带我去边区。他给了我一支20发手枪,问我“会打吗”我答:“会打。”他说:“这次我们出去,看情况不对,就打着冲出去,你行吗?”我答:“行。”第二天,任谦、我,和另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我们三个人、三枝枪,从平凉向西海固出发了。刚到西海固,周祥初来电话说家有急事,要任速回。我们回到平凉后,肖焕章来给我说:“任谦住在这里很危险,一是国民党政府要抓他,二是明的不行暗杀,三是周祥初滑得很,靠不住,怕必要时拿他献功,四是要任谦把大烟戒了,不然必要时连路都走不动。”我将肖焕章的话全转告了任谦。任谦说:“周滑是实,但抓我献功会遭全省人的骂,周是会考虑的。暗杀我有准备,随时能隐蔽起来,明抓可以防。现在还能住一段时间,住比走有利,能多掩护些人。万一被暗杀了,只是我一个人,无大损失。”我说:“那戒烟呢?”他说:“明天就住医院戒去。”第二天他就去住医院,真的把大烟戒了(后来,国民党省政府派人来抓任谦,任谦在党组织安排和周祥初的掩护下,安全去了边区。当时走的时候情况紧急,我不知道)。
肖焕章要我赶快回庆坪去建立党组织,保护任谦的事由组织另外派人负责。接此指示,我于7月底8月初回到了庆坪。遵照方林在平凉给我谈话时交代的原则,我开始物色发展党员的对象。第一个是甘南民变中当过义军团长的任生华(我妻堂兄)。经个别谈,他完全同意入党。第二个是甘南民变的暗中组织者黄明.再是甘南民变的支持者、小学教员罗文仓,还有李增明,他是任谦的妻弟,地主、保长(从亲戚关系套,是我舅舅),有掩护我们的条件。我准备先发展任生华和黄明,次发展罗文仓和李增明。
1947年,大约是八月下旬,杨友柏和牙含章(化名康明德,过去我不认识),以贩布作掩护来我家,杨介绍我认识了牙含章。牙交代:我直属中共陇右工委领导,与他直接单线联系,由他给我布置具体工作。牙又单独给我交代:“发展党员,一条是废除旧债,与国民党有深仇,二条是平分土地,三条是解放农民,再是绝对保密,如被捕,宁死不暴露党组织,不暴露任何同志,宁死只一人顶去。经过严格考验,确实符合这四条的,才能发展。我向牙汇报已发展了任生华、黄明二人,还有四个对象(其中有我堂弟王应达),简单说了四个人的情况。牙同意,说他下次来找已经发展的党员个别谈一下。大约8月底9月初,牙仍和杨友柏一起来庆坪,任生华家在离我家十来里远的任家磨,黄明是临洮尧店人,离我家四十多里,没联系好,没有见上,只和罗文仓谈了。牙含章给我交代:有三个党员成立支部,九个党员成立总支。牙要我成立总支。我意见先成立支部。他同意,并指定我任支书(文化大革命中我接受审查时,牙含章的证明:我是他指定的支部书记)。至此,渭源庆坪党支部正式建立。牙指示:渭源庆坪党支部成立后的任务是严防敌人破坏,护送来往同志,收集敌人动态,积极慎重发展党的组织。绝对保守秘密,上不告父母,下不传妻子。
3.庆坪党支部成立后的活动
1948年元月,杨友柏和牙含章来我家,指示要发展任竞成入党,叫我先去和任竞成谈。我问:“他是地主、大官,还发展他呢?”牙说:“已经研究定了,你说去。”我在路上想,李俊被捕后,任竞成帮了忙,给我通过消息,以后有掩护我们的可能。再是他管渭源全县的自卫队,可以争取这批武装力量。我到任竞成家,先对任说:“孙中山闹革命的时候,甘肃只有李拔贡一人参加,甘肃太落后了。”任问:“此话何意?”我说:“家乡青年对你抱的希望很大,你应当带领前进,现在进步组织应当参加。”他问:“什么组织”我答:“共产党。”他问:“栗栽(任谦的字)参加了没有?”我说:“早参加了。”他说:“栗栽参加我就参加。”刚说好,牙含章和扬友柏也赶来了。任竞成出去打水,他俩问我:“说好了没有?”“我说:“刚说好。”任竞成打水回来,牙说:“运昌已经给你谈了,我们来就为这个。”任问:“举行仪式吗?”牙说:“不。”这样,任竞成就由我介绍入党了。
敌保安团机枪中队长虎登山,当分队长时因贪污事,大队长王武烈(我的朋友)要惩办他。虎是甘南民变的同情者,和我关系可以说情投意合。我对王说:“不要惩办,此人以后有用。”王采纳我的意见,没有惩办。我自认为发展虎入党很有把握。但经谈,他坚决不同意参加。我说:“你不参加可以,但一定要保守我的秘密。如果你说了,我就说你是共产党,是你发展的我,我叫你先死去。”他接受了,也确实保守了秘密。1949年夏天,虎赶到岷县找见我,要我证明他是我介绍的地下党员。我说:“共产党不能拿原则做人情,我不能证明。”他还生气了。我说:“当时你不想参加共产党,贪污下钱,有兵权,怕共产党共你的钱、夺兵权。”我又问:“你的手枪来?”虎说:“哎,我80元买下一支左轮枪,现在交给你用去,你证明我是你介绍的党员。”我说:“枪我介绍你交给当地政府,党员我不能证明。”后来,渭源县政府的马县长告诉我,虎把枪交给他了。虎再后来怎样了,我不知道。
我们的联络点设在雇农苏根保家,是谁设的我不知道。一次,牙含章到了联络点,叫人把我找到苏家,这次有高健君和毛得功。牙要我另外找个地方,把任安、任权(任谦的五弟)和任生华等叫来,研究工作。我在找人过程中想到李增明家有座碉楼,就找他,说要在他楼上议事。李害怕,表示不敢要。牙见李的态度,说“我们走,这里不能用,以后不要管李了。”我说:“李是恶霸,有势力,现在不控制、不管,会破坏得咱们走投无路,现在控制住,等解放了以后再说。”牙同意(解放后,李被判刑,在劳改中死了)。我向牙和毛得功建议:为往来方便,在距临洮30华里的尧店和60华里的庆坪街上,各建立一个联络点。他们略做考虑后同意。但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建立起来。
7月终或8月初,我们的六个同志在庆坪北山青冈岔闫子俊家,和敌联防巡逻队遭遇,冲脱了四人,陈正刚、杨吉希战斗牺牲了。任竞成派人把我叫到他的自卫队总部,要我赶快跑。说:“敌人抄了闫子俊家,把闫子俊的女人抓到定西拷问,拷出:遭遇的人不是土匪,是共产党。渭源县当大官的有八人,除被打死的两个还有六个。敌人还从打死的人身上搜出的名单上有你,正在搜捕。要把你捕起来拷问,暴露了,我们都活不成。”我说:“你放心,绝不会有名单。就是把我捕了,我有骨头哩,绝对不暴露任何人!你安心当副总队长,随时把敌情告诉我。”他还强调我跑有利的道理,并给我写了到靖远找他旧同事刘天一的介绍信。我说:“一是情况不实,二是没有组织的指示,我不能跑。”
8月,牙含章、高健君和杨友柏来到联络点,叫我到苏根保家。谈工作中,我提议消灭对我们破坏很厉害的张介侯。牙起初不同意。我说:“张是满清时代平凉镇守使张兆的胞弟,现渭源县参议会副会长,红军长征时,带民团打红军,甘南民变时残酷镇压民军,国民党政府授予了剿匪英雄功臣,送了锦旗。平时无恶不作,对我们处处监视,破坏极大。”杨友柏说:可以杀,我们按锄奸政策处理他。”要我找个能隐蔽二三人的地点,找好待他们再来派人去做。他们走后,我到北山找见与张介侯积怨很深的地主赵彦虎,说:“我要为你报仇。”他问:“报什么仇?”我说:“你与张介侯有仇,我把他杀了,就给你报仇了。”他问:“咋办法?”我说:“把你家的高房借我用几天,隐蔽二三个人,等着在山路上把张介侯杀了。”赵同意了,我回家只等杨友柏派人来了行动。我回家的第二天,赵彦虎赶到我家说:“你们把人杀了,草帽一提,屁股一拍,土都不沾走了,我一家人受连累。借高房的事不成。”这次利用地主间的矛盾打击恶势力的努力没有成功,消灭张介侯的事再未进行。
陇右工委的同志隔三岔五的到我家来,虽然来的时候尽量隐秘,但时间长了,一个小山村往来的人多了,还是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注意,开始监视我家。还是在8月,杨友柏来到联络点,着苏根保叫我去,说要在我家谈工作我说:“为避免叫人发现,夜里你们从沟里来。”当夜,他们来的时候没从沟里走,走的大路,被李增明的长工王壮碰见了。第二天,王到处说“碰见了四个带枪的,他们再没处去,往王运昌家去了。”造出的风声很大。我找李增明,李增明斥责王壮说:“那是省政府的便衣队调查王运昌来的,如果惊动了王运昌跑了,杀你的头。”这一下果然刹住了王壮,但消息已经传开,庆坪乡政府对我盯得更紧了。我不便继续在当地工作。不久,牙含章、高健君、毛得功和一个口音陇西的人(我不认识)来家,我汇报了情况,说家里我不能再呆了,要求离开本乡,外出另做些工作。牙问:“往哪里去?”我说:“去保安队或自卫队,做些兵运工作。军队情况我熟,能隐蔽住。牙同意,并指示到兰州找韩炼城,并说:“不论到了哪里,先给家里写信,我们知道你在那里,如果出了问题,好营救。马匪军中千万不能去,控制的很严。”毛得功说:“到军队去要小心,军队工作不好做。”
我在渭源县庆坪党支部的工作就此结束(文化大革命中我接受审查的时候,牙含章写的证明材料,只证明了我在渭源县庆坪党支部工作的情况,没有证明派我去做兵运工作的过程。后来,省保卫部专案组通过其他同志搞清楚了我的这段历史)。
渭源县庆坪党支部没设委员,也没来及成立总支。经牙含章同意,我走时支部工作交给任生华、罗文仓二同志。解放后,任生华担任渭源县庆坪乡乡长,罗文仓在渭源县法院工作(后任院长),任竞成同我到革命大学学习,李增明在渭源县庆坪区任干事,黄明在临洮尧旬区任区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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