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源老革命陇右地下斗争回忆

　　我在地下党时期经历的人和事，经常活生生的浮现在眼前，想利用离休后闲暇的时间写出来。因为当时我个人在党内地位和身份低，活动范围有限，加之与我相熟的多数人在各个时期牺牲了，对于一些情况无法印证，只能就我亲历了解的情况作一回忆。
　　
　　一、渭源县庆坪党支部的建立
　　我出身于渭源县庆坪乡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目睹身受恶霸劣绅欺压百姓和穷苦老百姓含辛茹苦不得温饱的景况。1936年，红军长征驻留渭源期间，建立人民政权，恶霸劣绅吓得屁滚尿流，广大受苦人舒心吐气，虽然时间很短，但成为了启发当地革命思想的重要来源，对这一带后来的甘南农民起义产生了很大影响，也为地下党在这里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当地不少人以帮会等形式密谋联络反抗国民党政府，我也是积极和比较有影响的成员。其间结识的不少朋友除在甘南农民起义中牺牲的外，如毛得功[1]、杨友伯、吴健威、蒲万祥等，后来都成了甘南农民起义军各路司令或重要的领导人。起义失败后，他们有的去了陕北解放区，有的改名隐蔽，后来大都参加了地下党。
　　1.营救党的联络人李俊
　　1945年2月，与我相熟的同乡、地下党员李俊，和中共陇右工委的康明德（牙含章[2]化名）等几个人，来庆坪找我和任安。因失去联系多年，事前我不知道他们要来，不在家。他们先到任安家的山上，派李俊和另一个人去找任安。留在山上的牙含章等，被任三爷（任安的三叔父，是当地有势力的豪绅）误认为是来抢他的土匪，就开枪打散了。牙含章等撤出后与李俊失去了联系。李俊和那个同志在我家住了一夜，第二天就走了。及我知道赶回家的时候，情况已经严重了，自卫兵、乡丁、甲长守在我家门周围监视，乡间纷纷议论，说李俊等是来抢任三爷的土匪。我估计他们可能会去会川（离我家40里）任权（是我二舅任谦[3]的五弟）家，急忙赶到会川，但他们没有去。我从会川返回刚进家门，李俊紧跟着进来了。我问李俊：“你们干什么来了？”李答：“一是发展你入党，二是设法搞些活动经费。”我说：“既然这样，你先应该一个人来，咱们商量好。再来的时候不能突然来这么多人，以免惹起人家注意。现在情况紧张，人家说你是我叫来抢任三爷的土匪，自卫兵、乡丁守在我家门口监视，你看怎么办？”我意思是让他赶快离开。李俊问：“谁说的？”我答：“任三爷。”李俊说：“那是他说的，我一无卷，二无案，他告到哪里，我跟到哪里。”我见他态度很硬，不好再说他赶快离开的话。问他：“李云山（毛得功化名）、罗汉卿（肖焕章[4]化名）和伟卓生（吴建威[5]化名）他们现在哪里？”李说：“他们有任谦的掩护，在平凉一带从事秘密活动。”由此，我知道了失去联系多年的生死朋友的所在。当天，李俊住在我家了。第二天，李去临洮，途径离我家五里的庆坪街时，被庆坪乡的自卫兵盘查、扣捕起来了。
　　我知道后，即去找自卫队长刘登甲质问：“为什么抓李俊？”刘反问：“李俊你认识吗？”我说：“当然认识，是朋友，昨夜就住在我家。”刘说：“我们看他形迹可疑才抓的。”我问：“有何证据？”刘说：“没证据，只从身上搜出金圆券两元、香烟一包。”我问：“这些犯法了吗？”刘说：“没有。”我说：“一不犯法，二没证据，那你把李俊放了！”刘支吾说：“抓李俊不是我的主意，是任三爷指使的。已经派人请任三爷去了，等来了再商量。”任三爷是乡民政主席，任谦的远方兄弟，算起来是我不远的舅舅。不过，我们贫富悬殊，是不同阶级的人，对立得很厉害。我说：“你能抓，就能放，还商量什么？”刘说：“要放，你作保。”我问：“如何保？”刘说：“你负责保证临洮、会川、漳县、渭源、陇西等县被抢者没有李俊的脚手。”我反驳说：“这是你的圈套，把李俊抓了，还想套着抓我。你们兵权在手，可以给被抢者做工作，昧着良心，一口咬定李俊就是抢他们的土匪，这样不就把我和李俊陷在圈套里了吗，我不上你这圈套！”我和刘各怒而罢。
　　我担心李俊能否顶得住，就买了一包烟到乡政府去看他，在刘登甲的监视下和李见了面。我说：“你不要怕丢人，身上又没带任何违禁的东西，你就是要到平凉去找任谦（当时任国民党平凉保安副司令），没路费，找我借钱。我叫你等上几天，我给你凑，你为什么突然就走了？”暗示统一申辩的理由和口径，刘制止了我们谈话。从乡政府出来后，回想李俊惊慌的表现，很不放心，又回头去看。刘登甲正在伙房和李俊谈话，李说刘记。见我进去，他们停止了谈话。到我第三次去看李俊的时候，任三爷已经来了，正在和副乡长任世雄、刘登甲等人开会，见我往他们跟前走，任三爷先站起来叫其他人说：“走，咱们走别处走！”我出了乡政府，在街头无人处苦想怎么办？这时，一个军人从乡政府出来，走到我面前说：“积三（我的别名），李俊的事你不要管，一管就把你套进去了。现在人家都说李俊是土匪，你是窝主，李俊是你叫来抢任三爷的。”我说：“我没能力管，李俊不是土匪，我不是窝主，我没叫李俊来抢任三爷，这实在是冤枉！”正说话间，从乡政府走出来两个乡丁，他指着说：“你看，那就是送报告的。”我们结束了谈话。当时我怀疑他是反侦察的，后来了解到，此人是县政府军事科科员，叫王孟侯。以后再没见过。
　　当天下午，任三爷叫我同去庆坪。途中，任问我：“李俊究竟是什么人？”我说：“不是土匪，要去找我二舅舅，没路费，来借路费的，决不是抢你来的。”任问我：“你说把李俊怎么办呢，”我说：“你把李俊放了，就完事了。”他又问：“怎么放？”我说：“你是乡民政主席，你只说李俊不是坏人，放了就对了。”他不同意。我又说：“李俊确实不是土匪，假如是土匪，你能抓几个？”他说；“我知道，贼抓不完。李俊是不是共产党？如果是共产党，没路费，我就给些。”我说：“不知道。”说话间我们走进了庆坪街上王应科的铺子。这天天黑时，任安听到后赶来了。任安和我去找副乡长任世雄。任世雄在任谦部下当过排长，又是任安一个任家。我们利用这层关系说情，说明李俊确实不是土匪，要去找任谦，来借路费的，要他放人。任世雄态度很坚决，不同意。我们两个回到王应科的铺子，和任三爷、王应科整一夜没睡，反复向任三爷求情，要他说一句放李俊的话，他左右支吾，始终不脱口。
　　第二天，刘登甲带乡自卫兵一个排，押送李俊去了渭源县。渭源县政府准备动刑拷问李俊。时任县自卫总队副总队长的任竞成对县长康耀说：“李俊是任谦的人，不能拷！任谦和我是兄弟，我去电报问一下，如果脱离了关系，任你们所为，否则不能拷！”这样，李俊免除了大刑之苦。我认识的康耀[6]的李彦给我说：“县参议会决定，要康县长把你和李俊都枪毙了，康县长说这两个人无案无卷，不能那样做；如要做，先拿证据来，报上级批准了再做。”他们找不到证据，事情就搁下了。
　　康耀往临洮送家属路过庆坪，派人把我叫到庆坪街上尕李的店里，任三爷、副乡长任世雄、刘登甲等绅士都在场，摆出会审的架势。康耀盘问了我一个小时左右，我还是说给任三爷他们说过的那些话。康最后说：“我就是为这事来问你，你以后要小心，坏人不要来往，来往要吃亏。”说完就让我回去了。康耀没有抓我，把任三爷他们气坏了。
　　我和任竞成是远方甥舅关系，过去互相没有交往。李俊被抓后，任专程来家找我，我怀疑他是侦察的。他见面就说：“县政府对你很重视，说你有***阴谋，李俊是你叫来抢任三爷的。任琳、宋占元昨天到我家，也说同样的话，我给骂了一顿。”我说了没有阴谋***，没有叫李俊等。任说：“你不要怕，要抓你，就要开会研究，我就先知道了，我通知你跑。”我说：“我不怕，也不跑。”我和任竞成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不几天，周围的许多人都议论，“任三爷歹毒的很，个人的外甥往死里害呢！”又从临洮传来消息，说李俊的女人要找任三爷讲理，如果任三爷不讲理，她就要死在（自杀）任三爷家。任三爷得知这个消息后，对别人说：“女人难缠，李俊的女人要真的闹来了咋办呢！”他害怕了，给渭源县政府的压力减轻了。李俊从渭源县转押到临洮，在临洮被释放了。
　　1949年解放初，我们在临洮见面了（后来听说三反中因贪污被判刑，在劳改中死亡）。
　　解放后，我和毛得功说起此事，毛给我说：当时为救李俊，陇右工委给渭源县长康耀写了一封信，说：我们迟早要解放西北，康耀你是甘肃人，老老实实当你的县长，不要妨害我们，解放了可以留你性命；否则你跑不了。给任三爷传李俊女人要找他讲理的话，也是组织上有意安排的。我才知道在营救李俊过程中，党组织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2.渭源县庆坪党支部的建立
　　我从多年来密谋反抗多次失败，靠个人关系千方百计营救李俊无果的教训中，深刻认识到靠感情、靠个人密谋，不但革命断无成就，而且有生命危险，搞革命非得有党的领导不可。我从李俊处得到吴建威、毛得功、肖焕章他们在平凉的消息，决定去平凉找他们，介绍我到解放区去。他们都是任谦的旧部下，我们是1934年前在任谦手下当兵时认识的，以后逐渐熟悉，相互信任。特别是吴建威，1938年我们同吃同住半年多，更加信任。我知道他与共产党有密切关系，是否共产党员，我不知道。但当时我存在他们为共产党做事，就是共产党员的幼稚思想。我想找党，到解放区去，是有思想基础的。多年来，我以参与帮会等形式密谋联络反抗国民党政府的活动。1939年，在兰州洪恩街吉祥小店，经殷世雄介绍认识了杨友柏。[7]殷给我讲了解放区搞土改的情况，后来蒲万祥也给我讲了共产党领导抗日的事，印象很深，就想找共产党。但当时找党很难，好不容易找个线索又断了，先后反复过多次。
　　1947年6月，我在平凉法院街找到了吴建威，他以开经营香烟杂货小铺为掩护，保持和任谦等方面的联络，小铺实际是地下党的联络点。我住下后，吴问我来的目的。我说要求他介绍我到陕北去找共产党加人党。直到这时候，我才知道加入共产党很严格，要经过长期考察和严格审查，要办手续。吴说：“对你，我们早有考察，你来了正好，我给你介绍一个甘肃共产党最大的负责人。”第二天，吴引着一个身穿布衣，脚穿麻鞋，手里提着草帽的人来小铺子，介绍说：“这是任谦的外甥娃，庆坪的帮会头子，走的穷人路线，常和地主作对着呢，现在要到边区找党去。”来人说：“那很好，我们现在正需要这种人。” 吴到门外放哨去了，我们两人谈话。我问：“贵姓。”他答：“方林（当时高健君[8]的化名），地方的方，林木的林。”他知道我的目的后说：“对你，我们已经考察很长时间了，情况早有了解。你要求加入地下党，我们欢迎。不过，你不要去边区，去了也就派回来了。敌人封锁线上严的很，来往危险大。这里很需要人，老伟介绍你入党，候补期半年。入党后赶快回庆坪去建立党组织，那地方很需要党组织接待来往的同志。”再没有办其他任何手续，由吴介绍，高健君批准，我就入党了。方林交代任务：一是物色发展对象，一定是要经过残酷斗争证明被捕宁死不屈的坚硬分子，重点放在甘南起义失败后尚存的坚强人员中，这些人和国民党有血海深仇；二是单线领导、纵向联系，不发生横的联系；三是慎重隐蔽，积极开展工作。方硬给了十八元金圆券的零用钱，说走的路费他另给。我说：“不要了。”问：“我回去以后，在哪里找你，怕几年又找不到组织。”他说：“我派人找你。”后来我走的时候，方硬给了我九块银圆。我用这钱背了些布，其中的两块用作了家计（解放后审干和文化大革命中我都作了交代）。
　　我入党后，没马上回渭源。据我所知，任谦密谋反对国民党政府由来己久，办过“自愿兵团”，以组织帮会名义开过“后续中华山堂”，在陇右地区很有影响。他利用平凉保安副司令职务的方便，掩护了地下党的许多人，这时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注意。方林给我说：“任谦是掩护我们的大树，宁损千员将，不折一个帅，要保护好任谦。你和任谦是舅舅外甥关系，往来联系方便。”按照方的安排，我在平凉和吴建威住在一起。一月后，吴去边区（当时没有给我说），我留下照看他的铺子。国民党省政府下令调任谦去省，任谦和平凉专员周祥初（周的继母是任谦的四妹，周和任谦是甥舅关系，和我是表兄弟）商量后，向省政府谎报说华亭县闹学潮，任谦处理学潮去了，不能脱身。不久，国民党省政府又来了第二道调令，周当即谎报任谦已去西海固巡视。任谦决定借到西海固巡视名义，带我去边区。他给了我一支20发手枪，问我“会打吗”我答：“会打。”他说：“这次我们出去，看情况不对，就打着冲出去，你行吗？”我答：“行。”第二天，任谦、我，和另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我们三个人、三枝枪，从平凉向西海固出发了。刚到西海固，周祥初来电话说家有急事，要任速回。我们回到平凉后，肖焕章来给我说：“任谦住在这里很危险，一是国民党政府要抓他，二是明的不行暗杀，三是周祥初滑得很，靠不住，怕必要时拿他献功，四是要任谦把大烟戒了，不然必要时连路都走不动。”我将肖焕章的话全转告了任谦。任谦说：“周滑是实，但抓我献功会遭全省人的骂，周是会考虑的。暗杀我有准备，随时能隐蔽起来，明抓可以防。现在还能住一段时间，住比走有利，能多掩护些人。万一被暗杀了，只是我一个人，无大损失。”我说：“那戒烟呢？”他说：“明天就住医院戒去。”第二天他就去住医院，真的把大烟戒了（后来，国民党省政府派人来抓任谦，任谦在党组织安排和周祥初的掩护下，安全去了边区。当时走的时候情况紧急，我不知道）。
　　肖焕章要我赶快回庆坪去建立党组织，保护任谦的事由组织另外派人负责。接此指示，我于7月底8月初回到了庆坪。遵照方林在平凉给我谈话时交代的原则，我开始物色发展党员的对象。第一个是甘南民变中当过义军团长的任生华（我妻堂兄）。经个别谈，他完全同意入党。第二个是甘南民变的暗中组织者黄明．再是甘南民变的支持者、小学教员罗文仓，还有李增明，他是任谦的妻弟，地主、保长（从亲戚关系套，是我舅舅），有掩护我们的条件。我准备先发展任生华和黄明，次发展罗文仓和李增明。
　　1947年，大约是八月下旬，杨友柏和牙含章（化名康明德，过去我不认识），以贩布作掩护来我家，杨介绍我认识了牙含章。牙交代：我直属中共陇右工委领导，与他直接单线联系，由他给我布置具体工作。牙又单独给我交代：“发展党员，一条是废除旧债，与国民党有深仇，二条是平分土地，三条是解放农民，再是绝对保密，如被捕，宁死不暴露党组织，不暴露任何同志，宁死只一人顶去。经过严格考验，确实符合这四条的，才能发展。我向牙汇报已发展了任生华、黄明二人，还有四个对象（其中有我堂弟王应达），简单说了四个人的情况。牙同意，说他下次来找已经发展的党员个别谈一下。大约8月底9月初，牙仍和杨友柏一起来庆坪，任生华家在离我家十来里远的任家磨，黄明是临洮尧店人，离我家四十多里，没联系好，没有见上，只和罗文仓谈了。牙含章给我交代：有三个党员成立支部，九个党员成立总支。牙要我成立总支。我意见先成立支部。他同意，并指定我任支书（文化大革命中我接受审查时，牙含章的证明：我是他指定的支部书记）。至此，渭源庆坪党支部正式建立。牙指示：渭源庆坪党支部成立后的任务是严防敌人破坏，护送来往同志，收集敌人动态，积极慎重发展党的组织。绝对保守秘密，上不告父母，下不传妻子。
　　3.庆坪党支部成立后的活动
　　1948年元月，杨友柏和牙含章来我家，指示要发展任竞成入党，叫我先去和任竞成谈。我问：“他是地主、大官，还发展他呢？”牙说：“已经研究定了，你说去。”我在路上想，李俊被捕后，任竞成帮了忙，给我通过消息，以后有掩护我们的可能。再是他管渭源全县的自卫队，可以争取这批武装力量。我到任竞成家，先对任说：“孙中山闹革命的时候，甘肃只有李拔贡一人参加，甘肃太落后了。”任问：“此话何意？”我说：“家乡青年对你抱的希望很大，你应当带领前进，现在进步组织应当参加。”他问：“什么组织”我答：“共产党。”他问：“栗栽（任谦的字）参加了没有？”我说：“早参加了。”他说：“栗栽参加我就参加。”刚说好，牙含章和扬友柏也赶来了。任竞成出去打水，他俩问我：“说好了没有？”“我说：“刚说好。”任竞成打水回来，牙说：“运昌已经给你谈了，我们来就为这个。”任问：“举行仪式吗？”牙说：“不。”这样，任竞成就由我介绍入党了。
　　敌保安团机枪中队长虎登山，当分队长时因贪污事，大队长王武烈（我的朋友）要惩办他。虎是甘南民变的同情者，和我关系可以说情投意合。我对王说：“不要惩办，此人以后有用。”王采纳我的意见，没有惩办。我自认为发展虎入党很有把握。但经谈，他坚决不同意参加。我说：“你不参加可以，但一定要保守我的秘密。如果你说了，我就说你是共产党，是你发展的我，我叫你先死去。”他接受了，也确实保守了秘密。1949年夏天，虎赶到岷县找见我，要我证明他是我介绍的地下党员。我说：“共产党不能拿原则做人情，我不能证明。”他还生气了。我说：“当时你不想参加共产党，贪污下钱，有兵权，怕共产党共你的钱、夺兵权。”我又问：“你的手枪来？”虎说：“哎，我80元买下一支左轮枪，现在交给你用去，你证明我是你介绍的党员。”我说：“枪我介绍你交给当地政府，党员我不能证明。”后来，渭源县政府的马县长告诉我，虎把枪交给他了。虎再后来怎样了，我不知道。
　　我们的联络点设在雇农苏根保家，是谁设的我不知道。一次，牙含章到了联络点，叫人把我找到苏家，这次有高健君和毛得功。牙要我另外找个地方，把任安、任权（任谦的五弟）和任生华等叫来，研究工作。我在找人过程中想到李增明家有座碉楼，就找他，说要在他楼上议事。李害怕，表示不敢要。牙见李的态度，说“我们走，这里不能用，以后不要管李了。”我说：“李是恶霸，有势力，现在不控制、不管，会破坏得咱们走投无路，现在控制住，等解放了以后再说。”牙同意（解放后，李被判刑，在劳改中死了）。我向牙和毛得功建议：为往来方便，在距临洮30华里的尧店和60华里的庆坪街上，各建立一个联络点。他们略做考虑后同意。但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建立起来。
　　7月终或8月初，我们的六个同志在庆坪北山青冈岔闫子俊家，和敌联防巡逻队遭遇，冲脱了四人，陈正刚、杨吉希战斗牺牲了。任竞成派人把我叫到他的自卫队总部，要我赶快跑。说：“敌人抄了闫子俊家，把闫子俊的女人抓到定西拷问，拷出：遭遇的人不是土匪，是共产党。渭源县当大官的有八人，除被打死的两个还有六个。敌人还从打死的人身上搜出的名单上有你，正在搜捕。要把你捕起来拷问，暴露了，我们都活不成。”我说：“你放心，绝不会有名单。就是把我捕了，我有骨头哩，绝对不暴露任何人！你安心当副总队长，随时把敌情告诉我。”他还强调我跑有利的道理，并给我写了到靖远找他旧同事刘天一的介绍信。我说：“一是情况不实，二是没有组织的指示，我不能跑。”
　　8月，牙含章、高健君和杨友柏来到联络点，叫我到苏根保家。谈工作中，我提议消灭对我们破坏很厉害的张介侯。牙起初不同意。我说：“张是满清时代平凉镇守使张兆的胞弟，现渭源县参议会副会长，红军长征时，带民团打红军，甘南民变时残酷镇压民军，国民党政府授予了剿匪英雄功臣，送了锦旗。平时无恶不作，对我们处处监视，破坏极大。”杨友柏说：可以杀，我们按锄奸政策处理他。”要我找个能隐蔽二三人的地点，找好待他们再来派人去做。他们走后，我到北山找见与张介侯积怨很深的地主赵彦虎，说：“我要为你报仇。”他问：“报什么仇？”我说：“你与张介侯有仇，我把他杀了，就给你报仇了。”他问：“咋办法？”我说：“把你家的高房借我用几天，隐蔽二三个人，等着在山路上把张介侯杀了。”赵同意了，我回家只等杨友柏派人来了行动。我回家的第二天，赵彦虎赶到我家说：“你们把人杀了，草帽一提，屁股一拍，土都不沾走了，我一家人受连累。借高房的事不成。”这次利用地主间的矛盾打击恶势力的努力没有成功，消灭张介侯的事再未进行。
　　陇右工委的同志隔三岔五的到我家来，虽然来的时候尽量隐秘，但时间长了，一个小山村往来的人多了，还是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注意，开始监视我家。还是在8月，杨友柏来到联络点，着苏根保叫我去，说要在我家谈工作我说：“为避免叫人发现，夜里你们从沟里来。”当夜，他们来的时候没从沟里走，走的大路，被李增明的长工王壮碰见了。第二天，王到处说“碰见了四个带枪的，他们再没处去，往王运昌家去了。”造出的风声很大。我找李增明，李增明斥责王壮说：“那是省政府的便衣队调查王运昌来的，如果惊动了王运昌跑了，杀你的头。”这一下果然刹住了王壮，但消息已经传开，庆坪乡政府对我盯得更紧了。我不便继续在当地工作。不久，牙含章、高健君、毛得功和一个口音陇西的人（我不认识）来家，我汇报了情况，说家里我不能再呆了，要求离开本乡，外出另做些工作。牙问：“往哪里去？”我说：“去保安队或自卫队，做些兵运工作。军队情况我熟，能隐蔽住。牙同意，并指示到兰州找韩炼城，并说：“不论到了哪里，先给家里写信，我们知道你在那里，如果出了问题，好营救。马匪军中千万不能去，控制的很严。”毛得功说：“到军队去要小心，军队工作不好做。”
　　我在渭源县庆坪党支部的工作就此结束（文化大革命中我接受审查的时候，牙含章写的证明材料，只证明了我在渭源县庆坪党支部工作的情况，没有证明派我去做兵运工作的过程。后来，省保卫部专案组通过其他同志搞清楚了我的这段历史）。
　　渭源县庆坪党支部没设委员，也没来及成立总支。经牙含章同意，我走时支部工作交给任生华、罗文仓二同志。解放后，任生华担任渭源县庆坪乡乡长，罗文仓在渭源县法院工作（后任院长），任竞成同我到革命大学学习，李增明在渭源县庆坪区任干事，黄明在临洮尧旬区任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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