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 我的生存观念变了

　　四十五岁以后，我对这个世界越来越感到了恐惧，我也弄不明白是因为年龄所致，还是阅读了太多战争、灾荒和高科技成果的新闻报道。如果我说对人类关怀的话，有人一定会讥笑我也患上了时髦病而庸俗与矫情。但我确确实实地如此，我甚至产生过为什么我生着为人呢，若是别的，譬如一块石头，一棵树多好。这种意识曾一度很强烈，我看石头和树都好像是人变的，将凡是有生命的万物都视为一致，没有了高低贵贱区分。
　　人从万物之中挣脱出来，又无奈地回到万物中去，这如同我们的写作，成语是众多具象中的抽象，而成语已变得枯燥无味时又还原本来的具象描写。于是，我的生活中观念发生了变化，我这样做或许是一种对恐惧的逃避，或许是生命本能中的一种寻找对抗的需要，当有一日，故乡的几位农民进城看病，来我家闲聊，我的孩子问到狼是什么，因为幼儿园的老师给他们讲了大灰狼的故事，我和我的乡亲当时都愣了，突然地意识到：怎么现在没有狼了呢？小的时候，狼是司空见惯了的，而这二三十年来狼竟在不知不觉中就没有了？！狼的近乎灭绝如我们的年龄一样，我在过了四十五个生日之后，才意识到我已经开始衰老了。
　　对于生存的观念变了，随之自然而然地引发着我的文学观的转变。作家的职业特点决定了他永远与现实发生着冲突，其超前的意识往往是以生存环境为根本的，这如什么地方生什么草木花卉而什么庄稼在什么时节结穗成熟一样，西方文学的新的潮流就是这样产生的。向西方文学的学习是肯定的，但西方的现代艺术的语感不应机械模仿。语感的背景不一样，硬性模仿而容易失去精神。而如今的现实是美国的时代，他们在企图着以自己的文化全球同化，他们的文学艺术呈现着人的“病相报告”。我们毕竟不甘屈服美国，我们有我们的民族传统文化，也即他们有他们的生存经验，我们有我们的生存经验，当种种迹象表明，西方理性文化在遭受种种挫折后自觉与中国的感性文化靠拢吸收之际，这就为我们的文学提供了可以独立的机会。我们的语感应该在借鉴“病相报告”上结合中国的“混乱的”生活而寻找天人合一的基础上建立。这是不是我们要写作的内容和写作的角度呢？几十年来的文坛上，似乎我们都是在从事着武术，套路是一样的，兵器不是刀剑就是棍棒，区别的只是你是武当我是少林，而始终没有枪炮出现，枪炮出现了，可以一下子将武打变成了战争。我的文学观一直难以形成，稍有点自己的想法了，便立即陷于旧有的写作手法对新的题材的无能为力。因此，《怀念狼》在构想时极度兴奋，写作中数次出现沮丧，甚至要作废，经过四次大的修改，仍处于慌恐不知所措之中。我从来没有像这一次交稿给编辑后等待审读如罪犯等待判决一样。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主要的精力写长篇小说，我为了使我的作品产生多义性，总是寻找着形而下与形而上的有机结合，一方面为了增加作品的生活实感而引起读者阅读的快意，注重着生活的细节，写得实而又实，又一方面为了呈现文学的意义，设计着各种各样的象征和隐喻。但我总是做得不好，常常有夹生气。作品的精神来自于作家的灵魂，我尽力在我身上找原因，而得了心又如何应手呢？在北京的《高老庄》研讨会上，一些批评家的意见使我蓦然醒悟，便也就意识到自己热衷的意象不仅当做局部细节来写，更要变为大的情节来写，这就是越发地写实，而真正的以实写虚。是的，以实写虚，我才能证明我是位诗人。我也才能获得更多的人亲近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