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南民变在渭源

　　红军长征过渭源，给渭源撒下了革命的种子。
　　国民党政府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抓兵充军，激起了人民的强烈反对。当时在国民党部队任排长的毛得功，字云山，祖籍通渭毛家湾，民国十八年逃荒到渭源县居义乡双轮磨（现为路园镇）。1938年和好友郭化如（武山县人）、杨友柏一起离开部队，到双轮磨办砖瓦厂，他们和本乡及陇西、临洮、漳县一带有义气、有胆识的人结交朋友，准备起事。
　　1942年，渭源庆坪人任谦（国民党部队任团长、副旅长）也不满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弃职回乡，于10月在会川开香堂建立“后续中华人民主堂”，以帮会组织吸收贫苦农民入会，并派人和临洮史鼎新（国民党少将参议）取得联系以求支持。“后续中华山民主堂”会员成为后来甘南民变的骨干力量。
　　1942年腊月中旬，甘肃省南部的汉、回、藏、东乡族人民因不满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对人民进行残酷剥削压榨的态度和行为，在进步人士王仲甲、王德一、马福善、马继祖、肖焕章、肋巴佛、刘鸣、刘化一、毛克让、杨华如（渭源人）等领导下，终于爆发了“团结抗日”“抗丁、抗粮、抗捐”“打倒贪官污吏”的武装起义。这次起义涉及甘肃南部20余县，参加者达10万余众。
　　1943年2月3日，在周围10多县农民相继起义的同时，渭源的毛得功、郭化如、杨友柏、夏尚忠、蒲芬（蒲川人）、马吉昌（庆坪人）、司国珍（北寨人）及苟占奎、白海山、白占杰等先后率众起义。
　　国民党岷县专区专员胡爱受，怕漳县东扎乡自卫队红帮首领漆业昌参加起义，率保安41团以漆业昌剿匪不力为由，将其逮捕，押送渭源监禁，从而引起义军攻打渭源城。
　　3月17日，义军总司令王仲甲、毛克让率马福善等义军向官堡镇集结，形成攻打会川的态势。18日，义军突然拔军包围渭源城。渭源义军毛得功、蒲芬、司玺伯等分别在三河口、毛家坡、七圣等乡配合行动。当晚，全面开始攻城，连续3夜攻城不克，21日义军大部分转战乡下，一部分继续围城。23日国民党东路交通司令部马福昌骑兵团增援，保安队亦出城配合，在上关坪激战中义军受挫后撤。24日书院一带义军再次受挫撤离。
　　攻城义军全部退守四乡之后，马福昌和县保安分队跟踪追剿，在锹峪、五竹、官堡等处义军多次失利。退守莲峰、首阳镇的王仲甲部，首次与毛得功会合，编毛得功部为15团，毛任团长。当时义军给养困难，少数义军纪律很差，引起群众不满，毛得功下令所部打开首阳粮库，解决义军给养，从而稳定了义军情绪，提高了斗志。
　　4月底，义军总司令部在临洮格子坪召开会议，毛得功代表渭源义军参加。会议讨论南下接应武都国民党骑兵营张英杰起义之事。毛得功坦陈义军应向平凉、庆阳一带靠近共产党，并表示：如果向陕西靠近，我们渭源县义军愿做先锋，打头阵。但这个意见未被采纳，毛得功为照顾全局，随主力南下。
　　义军南下，困难越来越多。王仲甲终于接受毛得功意见，在岷县闾井以临渭一带义军为主，把刘化一、马吉昌部增编为2路军，任命吕伯元为2路军司令，毛得功郭化如为副司令，率部北上陇西武山到渭源、定西、临洮边界一带。这时，国民党已调集第3军4个师配合各县保安队、地方民团节节堵截围攻，部分义军开始溃散。6月，司玺伯官堡镇罗家磨突围后，在烟雾沟被民团抓获，押送渭源县城被害。7月底2路军进入北大坪时，遭到国民党20师加强团和渭源张兆锡和汪发源地方民团的包围。经过一天激战，义军损失惨重，吕伯元在激战中牺牲，马吉昌被捕，张兆锡、汪发源邀功领赏，将马押送渭源县后杀害。天黑后，毛得功、郭化如、杨友伯、夏尚忠等分头实施突围，小股分散转移。
　　北大坪突围后，郭化如、杨友柏、夏尚忠一路共46人到莲峰古迹坪藏了20多支枪，然后分头隐蔽。不久，毛得功从马啣山秘密回到渭源，与隐蔽的郭化如、杨友伯、夏尚忠等取得联系。经过商讨后，由毛得功到陕西、平凉靠近陕北的各县寻找联系，其它人也联络隐蔽的起义坚定分子，建立秘密据点（俗称站或窝子），在陇、渭之间仍坚持地下武装活动。
　　“甘南民变”最终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农民起义军没有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缺乏统一指挥，遂使一场轰轰烈烈威震西北的农民起义归于失败，起义军部分领导人被出卖或在战斗中牺牲。
　　甘南农民起义失败后，从重庆回来的任谦向转入地下斗争的义军领导人传达了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甘南民变动手早了，有可能失败，但决不能投降。应分散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口号只能是改善役政，改善粮政，打倒发国难财的贪官污吏，拥护抗战到底”。毛泽东同志也对“甘南民变”给予极高的评价称颂“这是甘肃人民的伟大革命运动”。